傅雷: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中国人!

近日,某报总编批评电影《江湖儿女》太“负能量”。导演贾樟柯发文回应说:真话才是最大的正能量。说到讲真话,我想起了翻译家傅雷:一个被誉为“最敢说真话的中国人”。

唐代诗人崔颢写过一首《黄鹤楼》:

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

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。

晴川历历汉阳树,芳草萋萋鹦鹉洲。

日暮乡关何处是?烟波江上使人愁。

此诗境界开阔、自然宏丽,被誉为唐人七律第一。

数年后,诗仙李白游历至此。

据说兴之所至,也欲赋诗一首。

但读罢崔诗后,李白搁笔而去:

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

1300年后,一群翻译家,

读罢傅雷译作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后,

发出了和李白一样的慨叹:

“再也没人能译出这样的文章了。”

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开篇第一句,

许聪这样翻译:江流滚滚,震动了房屋后墙。

韩沪麟这样翻译:屋后江河咆哮,向上涌动。

而傅雷这样翻译:江声浩荡,自屋后升起。

哪种译文更有格局气魄,不言自明。

傅雷这翻译,简直可以把纸钉在墙上。

傅雷一生,翻译过33本名著。

他的译本,除了人名有点洋味外,

文章本身几乎看不出翻译痕迹。

“既展现了原作之神,又展现了中文之美。”

傅雷有本《国语大辞典》,

译到外文成语或俗话时,他一定会在辞典中寻找妥帖的成语俗话来匹配。

他还给自己订了规矩:每日进度不超过千字。

“这样的一千字,不说字字珠玑,至少每个字都站得住。”

译完之后,他还要逐字逐句细细爬梳。

“一句话翻得不好,十年都会耿耿于怀。”

以至于法国人说:“再也没人能把我们的名著翻译得如此传神了。”

因为这么“顶真”,

傅雷成了一代翻译巨匠。

也因为这么“顶真”,

傅雷58岁就自杀而亡。

1908年4月7日,傅雷出生了。

这一年,正赶上末代皇帝溥仪登基。

是巧合,也像宿命。

傅雷4岁那年,父亲被乡绅陷害入狱,

含冤未得昭雪,抑郁而死。

其母为营救丈夫而四处奔走。

以致无暇照料孩子,四死其三,

只有傅雷一人侥幸生存下来。

巨大的悲痛从心理上摧毁了母亲,

致使她对傅雷存着一种病态期望:

“希望他出人头地,为父亲沉冤昭雪。”

她以一种极端方式督促傅雷学习。

小时候,傅雷有一天逃了学。

那天晚上,傅雷已经睡沉了。

母亲在亡夫灵前哭了一阵后,

用包裹布将傅雷缠捆起来拖出门外,

她想把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扔进池塘。

傅雷大喊,引来邻居,才得以获救。

自那以后,傅雷再不敢逃学。

有一次,傅雷念书时睡着了。

忽然,他从烧灼的疼痛中惊醒,

低头一看,母亲竟拿着蜡烛,

将蜡泪正往自己肚子上倾倒。

“我的童年只见愁容,不闻笑声。”

在这种残酷方式下磨炼出来的傅雷,

养成了为人做事极端刚烈认真的性格。

▲ 傅雷和妻子朱梅馥

傅雷的刚烈认真在亲朋圈无人不晓。

从巴黎留学归来后,

傅雷常与友人打桥牌,

原本纯属娱乐,傅雷却极其认真。

绝不以“技巧”欺瞒别人,

以致他的牌别人都猜得一清二楚,

结果往往就是十有九输。

傅雷为此大发雷霆,认为自己愚蠢。

但他又拒绝使用所谓的“技巧”,

最后弄得牌局常常不欢而散。

别人知他脾气,总不愿同他搭档,

傅雷只好和妻子朱梅馥搭档。

但几轮下来,傅雷就会气得“牌扔一地”。

朱梅馥只好赔着笑脸给朋友道歉。

久而久之,大家都不跟傅雷打牌了。

“他这个人做事,极其顶真。”

钢琴家傅聪如此评说父亲傅雷。

家里热水瓶把手必须一律朝右摆放,

倒光了水的空瓶必须放置排尾,

灌开水时,也必须从排尾灌起;

日历每天由保姆撕去一页,不许别人撕。

偶尔夫人撕了一张,傅雷就用糨糊粘好:

“等会保姆再来撕一张,日期就不对了。”

这种认真,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。

他规定几点工作、几点休息、几点吃饭,

“都是准时的,不能更改的。”

在他工作时,谁也不能去惊动他。

与人交谈也有时间限制,

到点便请人家回去。

对自己如此难近常情的“顶真”,

傅雷还有绝妙诠释:“一个艺术家若能很科学地处理日常生活,他对他人的贡献一定很大。”

大倒未见得,得罪了不少人才是真。

▲ 傅雷留学法国结识刘海粟

1931,刘海粟与傅雷留学归来。

刘海粟担任上海美专校长后,

立即邀请傅雷担任校办公室主任。

一位北平画家受刘之邀来校任教,

为树立威信,将自己的画挂在长廊上。

傅雷见了,一瞪眼:“这些画不行,收掉!”

刘海粟赶紧将画家介绍给傅雷认识,

好个傅雷,一言未发就走开了。

事后,刘海粟说傅雷:你怎么这样狂?

傅雷一脸不屑:“此公没本领,只会抄书。”

▲ 傅家二子与刘海粟女儿英伦

同傅雷和刘海粟一起回国的还有张弦,

张弦回来后担任上海美专西画科主任。

张弦专心艺术,而刘海粟则忙于交际。

学者荣宏君撰文谈过一次见闻:

“刘一次周日叫张弦到家吃饭,

却安排他临摹一幅画,

自己却打麻将去了,

中午回来,

在张作品上署了自己的名字。

第二天又让张弦临了一幅,

又署了自己名字。”

张弦工作繁忙,还得为刘海粟代笔。

傅雷看不惯,常为张弦打抱不平。

1933年,借母丧之机,傅雷提出辞职。

后来傅雷在《傅雷自述》中说:

“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,

但待别人刻薄,

办学纯是商店作风,

我非常看不惯,

故母亲一死即辞职。”

▲ 傅雷与画家刘抗

1936年8月,傅雷收到刘抗来信,

得知张弦积劳成疾,不治而去。

傅雷立即致信刘海粟:

“把死讯在报上登一登,让其桃李得悉;

筹备遗作展览会,设法替他卖掉些作品,

所得款作为他遗孤的教育费……”

信去后,石沉大海,傅雷火了。

随后,他在张弦老同学筹办展会上,

拍案大骂:“永不和刘海粟来往。”

1939年2月,滕固担任国立艺专校长,

“时北京与杭州二校合并,迁在昆明。”

滕固倾慕傅雷之才,邀其担任教务主任。

傅雷到后向他建议,若要办好学校:

“一测试学生,二甄别教师,不合格者一律淘汰。”

但因种种原因,滕固没有接受。

作家施蛰存回忆,在雕塑家江小鹣新居,

“他和滕固吵翻了。一怒之下,回了上海。”

这就是刚直顶真的傅雷。

“过分的认真,

在他性格里构成一种强烈色彩。

因此带来的就是执拗,

大家觉得他太桀骜不驯了。”

至交柯灵这样评述傅雷的狷介。

傅雷也承认自己“过于严苛”:

“提到学术、艺术,我只认识真理,

心目中从来没有朋友或家人亲属的地位。”

这一点,朋友杨绛十分明了。

杨绛译了一篇散文,傅雷称赞了几句,

杨绛以为这是客套话,照例一番谦辞,

傅雷强忍了一会,最后还是沉脸发作了:

“杨绛,你知道吗?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。”

杨绛在怀念傅雷的文章中讲过一事:

1954年,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,

讨论翻译问题,傅雷提了份书面意见。

他信手拈来,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。

但他似乎忘了,这些例句都是有主人的。

因此触怒了许多人,都大骂傅雷狂傲。

一位老翻译家,被气得当场大哭。

“平心说,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,

是极繁琐的工作,译得尽管认真仔细,

也不免挂一漏万,译文里的谬误,

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,很难捉拿净尽。”

事后,钱锺书写信“责备”傅雷,

说假如你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,

或挑自己几个错作陪,

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。

当时,傅雷经常和钱锺书书信往来。

读罢钱锺书之信,傅雷生气了。

杨绛回忆说:“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。”

过了一段时间后,傅雷闭门思过,

越想越觉得自己这事是做得欠妥当,

于是又给钱锺书去信,“承认错误”。

傅雷就是这样可爱:认事不认人。

即便与刘海粟绝交,

但涉及他之事依然公允。

1957年在院系调整座谈会上,

他因支持刘海粟反对华东艺专迁往西安,而被牵连打成右派。

数年后摘掉帽子时,面对歉疚的刘海粟,

傅雷却放声大笑,以一句“算了”相应。

这便是率真刚直的傅雷!

从国立艺专辞职后,傅雷回到上海。

那时的上海,已被日本军队占领。

抗战期间,傅雷给自己定下规矩:

“东不至黄浦江,北不至白渡桥。”

这是为了避免向日本宪兵点头行礼。

从此,傅雷闭门不出,埋首于翻译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吴晗钱锺书当说客,

邀请傅雷到清华大学教法语,

傅雷拒绝了,他只想干他的翻译工作。

傅雷内兄朱人秀说过这样一段话:

“傅雷性格刚直,

看不入眼的事,就要讲。

看不惯的人,就不想往来。

他选择闭门译书为职业,恐怕就是这个原因。”

好友杨绛也说:

“傅雷满头棱角、脾气急躁,

动不动会触犯人,止不住要冲撞人,

他知道自己不善于在世途上圆转周旋,

他可以安身的洞穴,只是自己的书斋。”

但正因如此,中国才有了一位伟大的翻译家。

在家闭门不出的傅雷,

一边专注于翻译,一边专注于教育孩子。

对两个儿子的教育,傅雷严苛之极。

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,怎样行动,

做什么,吃什么,不能有所逾越。

比方每天吃饭,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,

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,是否妨碍了同席人,

饭菜咀嚼,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。

站着跟长辈说话时,要身体站直两手下垂,

说话时决不能将手抄在衣服的口袋里。

有一次,傅聪一事做得不对,

傅雷抡起蚊香盘就猛地砸了过去。

击中傅聪的鼻梁,顿时血流如注。

傅聪鼻梁上,从此留下一道疤痕。

两孩子在父亲面前,总是小心翼翼。

只有当父亲出门后,才敢大声笑闹。

▲ 朱梅馥与傅聪

在即将了断自己生命的前夕,

竟然还能如此地沉着冷静,

一笔一画,事无巨细,为他人而想。

即使这个社会亏欠了他们,

他们也不愿亏欠任何人。

人心之温厚,莫过于此了吧!

那晚,夫妇俩将土布床单撕成长条,

然后搓成绞索,挂到落地窗钢架上。

临行前,他俩还在地板上铺了一床棉被,

惟恐木凳倒地会影响楼下保姆的睡眠。

所谓优雅,有时不过是一床棉被的厚度。

真人的自毁,好像揉碎了花朵,

震撼的同时,还能嗅到色香。

9月4日,在北京的傅敏收到父母死讯电报,

他只是发愣捏着信,竟然没哭:

“我发现人很奇怪。悲到极点时,欲哭无泪,欲喊无声。”

傅聪知道父母死讯后,与弟弟反应近似,

他似乎早已预料到了这个结局:

“我父亲一开始就是烈士的典型,这就是他的命运。”

那晚,演奏时,他对观众说:

“今晚我演奏的节目,都是我父母所喜爱的。”

80年代中期,傅聪回京表演。

有晚没演出,他坐在宾馆看电视。

他看到戏里,一个孩子在四处寻找爸爸。

突然悲从中来,嚎啕大哭。

事后,很多人问傅雷为何会自杀。

傅敏说了一段话:

“傅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,

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,

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,

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,

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,

所以他选择了死。”

1935年12月9日,为反抗日寇侵华,

蒋南翔执笔撰写了《告全国民众书》:

“华北之大,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!”

“文革”十年,也是如此吧!

一心只求偏安一隅的傅雷,

竟也寻不到“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”。

在那个年代里,

一向以民主著称的作家舒芜开始“忏悔”,

哲学大师冯友兰低着头选择了“投机”,

五四闯将周作人写下了肉麻吹捧的日记,

就连大硬汉梁漱溟也选择了委曲求全。

但是,傅雷做不到。

他性格之刚直,容不得说违心话。

如同作家狄马所说:“傅雷是他自己精神世界的王。”

后来,钱锺书这样评价说:

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,两个人很重要,

一个是‘不宽恕’的鲁迅先生,

一个就是‘大爱’的傅雷先生。”

这个大爱,就是爱真实、爱真理。

傅雷死后,他翻译上“一生的对手”施蛰存说:

“只愿他的刚劲,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。”

1955年1月26日,

傅雷在家书中告诉傅聪:

“赤子孤独了,会创造一个世界。”

2013年10月27日,

傅聪傅敏将父母骨灰取出合葬,

也在墓碑之上刻下了这句话:

“赤子孤独了,会创造一个世界。”

转载来源:文史哲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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